二

坐車行進在洋氣十足的都市區(qū)，隔窗遠觀一個個“貧民窟”，樣式各異、規(guī)格不一的平房“扎”在一起，擁擠而雜亂。

“貧民窟”的居民生活如何，賴明想知道。當地人回言：那里已逐漸淪為犯罪活動場所，外人難以進入。

在不少拉美國家飛躍式的城鎮(zhèn)化背后，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民，卻隨著城市有效吸納力的減弱，而落入城市“邊緣”。

巴西城市“貧民窟”多達八九百個，3500萬人居住其中，占全國城市人口的1/4。阿根廷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，就有400萬人生活在“貧民窟”，占全市總人口比接近1/3。

巴西幾年前的數據就顯示，占就業(yè)人數10%的高薪階層的月均收入，是50%的低薪階層的月均收入的十多倍；阿根廷最富有階層收入是最貧窮階層收入的30倍左右。

“一個城市，兩個世界”，城市內“二元化”明顯。

多年來，兩國一直在為改變“貧民窟”狀況而努力，但效果不明顯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我國的城市也已出現(xiàn)兩極分化和二元結構問題，尤以進城農民工和城鎮(zhèn)居民的差距最為典型。有調查顯示，農民工家庭人均純收入比城鎮(zhèn)居民低61.5%，且僅12%—15%的農民工能夠租得起或買得起住房。

賴明認為，城市內部一旦“二元化”，治理難度不亞于調整城鄉(xiāng)二元結構。他呼吁，推進我國城鎮(zhèn)化，要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、加快公共服務體系改革、優(yōu)化城鎮(zhèn)結構布局上加把“狠勁”。